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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本土化与话语权
2020年06月16日 09:21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19年第5期 作者:冯仕政 魏钦恭 字号
关键词:社会学/话语权/本土化/想象力

内容摘要:

关键词:配资平台网社会学/话语权/本土化/想象力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学的国际话语权问题越来越突出。话语权本质上是一种软实力,其获得必须以足够的硬实力为前提和基础。中国过去40多年中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社会学获取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强大的硬实力基础。但硬实力与软实力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形态。要把硬实力转化为话语权,中国社会学必须扎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通过加深本土化丰富想象力,通过丰富想象力提升话语权。 

  关 键 词:社会学/话语权/本土化/想象力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研究”(19JJD840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仕政(1974- ),男,重庆忠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治理与国家建构;魏钦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

  一、所谓社会学话语权

  所谓社会学的话语权,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是与经济学相比而产生的话语权问题;二是中国社会学与国际社会学,主要是西方社会学相比而产生的话语权问题。这两种比较之下形成的话语弱势地位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形势的最新发展都特别需要社会学;另一方面,社会学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中的声音却始终比较微弱。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单纯强调经济建设甚至“GDP至上”的倾向,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不仅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到社会稳定。整个社会都已经意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党和国家也把社会建设列入了重要政治日程。社会建设需要社会学充分发挥作用,然而,不管是在学术地位、政治地位还是社会地位上,社会学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严重缺乏话语权。这样一种状况,严重妨碍了社会学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也严重影响了社会建设的进度和效果。

  从国际上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在国际上却遭到许多质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先后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和“挨饿”的问题,但现在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1]。要解决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在国际上“挨骂”的问题,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揭示因此而来的道路选择的历史和现实依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手中,研究者们往往从西方的兴趣和理念来观察中国问题,得出许多似是而非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要改变这种状况,亟须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基于自己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不仅少不了而且必须包含中国社会学家的声音。然而,相对于西方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的声音依然弱小,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严重不相称。

  总而言之,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形势都期待中国社会学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中国社会学必须争取话语权、扩大话语权。

  尽管社会学的话语权问题同时包含国内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两个方面,但这两种话语权的产生和运作的逻辑有很大差别,并且相对来说,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问题在当前更为紧迫。有鉴于此,同时因为篇幅所限,本文将只讨论中国社会学的国际话语权问题。

  那么,中国社会学怎样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揭示国际话语权形成的一般逻辑;然后,基于这样一个一般逻辑,考察在中国崛起的特殊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应该怎样获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最后,从政策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学获取国际话语权的现实路径。

  二、国际话语权形成的一般逻辑

  社会学要争取国际话语权,首先要明白国际话语权形成的一般逻辑,也就是说,要明白国际话语权到底是怎么来的。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确认一个前提:话语权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权力,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权力,即所谓“软实力”(soft power)。因此,配资公司 话语权的探讨,可以放在配资公司 权力的形态以及相互关系的一般理论框架下来探讨。

  既然话语权本质上是一种软实力,那么,从权力的形态及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话语权是怎样形成的呢?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软实力从根本上取决于硬实力,没有硬实力就没有软实力,软实力只是硬实力的流露和体现,甚至只是对硬实力的包装。因此,获取话语权绝非只是把故事讲得动听一些,关键还是要增强硬实力。尤其在国际政治生活中,西方列强长期推行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尽管经过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斗争,现今国际政治秩序有所改善,但由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话语权决不能犯幼稚病,必须牢牢把握硬实力决定软实力这个根本点。

  硬实力为什么能够决定软实力呢?我们以为主要可归结为三个原因:

  第一,硬实力能够从根本上影响人类注意力和认同的配置。话语权首先是一种“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能力。人和动物不一样,动物按本能生活,人是按议程生活。人类总是倾向于把川流不息的工作和生活变成一个个可感、可控的议程,然后一一去实现。议程代表着人们对生活的规划和预期。尽管并不是每个议程都能实现,但却实实在在地引导着人们注意力、精力和资源投向。因此,所谓议程设置能力,本质上是影响他人注意力和认同的能力。

  要取得话语权或提升软实力,有两个方面必不可少:一方面,是你能够引起他人的注意,能够让他人在分配注意力的时候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你身上,但是注意力的投注并不会自发增加,而是存在着一个竞争分配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你能够得到他人内心的认同,即让他人服膺你的价值理念或认知方式。就这两个方面而言,从得到别人注意到获得他人认同,是一个递进过程,但就其基础前提而言,只有强大的硬实力才能保证在注意力和认同的竞争中获得更多“份额”。也就是说,作为“软实力”的话语权,是在硬实力竞争的过程中,使人们不得不接受竞争秩序中的角色和定位,进而自觉或不自觉的分配注意力和认同,并逐渐塑造态度、认知与偏好。

  如果将话语权的争夺看作是拳击比赛的话,那么关键的力量在于“拳头”而非“手套”。任何的言辞和修饰,在没有硬实力支撑下,只会更加显得苍白和无力。比如前些年配资公司 新加坡是否应该遵循“小国外交”之道的争论,看似是新加坡配资公司 自身国际外交定位的争辩,实质上乃是国际秩序和角逐力量变革之下,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对国际地位下移的担忧,反映的是硬实力不足之下话语权本身的脆弱性。

  第二,表现硬实力的器物是文化软实力的附着载体和传输载体。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可感、可视的器物往往要先于难以名状的文化。一方面器物本身具有文化传输功能;另一方面,文化自身并不具有稳定性,也非基因可自动遗传,而是通过制度、组织、器物等得以发展延续。正因如此,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一个国家即使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当在器物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时,也难以摆脱失语的困境。而如美国,虽仅有两百多年历史,但由于其在诸多器物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和主导地位,也同时提升了文化软实力与话语权。

  器物本身不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亦具有文化传输功能。每论及传统中国的世界影响,我们就会提到“四大发明”,而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本身就是作为器物的存在而影响他人的。在这个意义上,器物的输出本身就是文化的输出,器物的竞争也同时是文化的竞争。当我们在讨论战后美国文化的输出与成功之时,其实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产品的扩散。如畅销全世界的可口可乐、苹果手机、微软产品等作为日常消费器物,其自身亦具有美国文化输出和传播的功能。西方国家为争夺国际话语权,不仅极为看重文化观念的缔造,也十分注重将文化与器物相结合。随着各种器物在世界各地的传输、销售和使用,其所承载的文化也被潜移默化的接纳和认同。

  当然,器物与文化的融合并不会自发实现,其首要取决于在某类或某个领域的器物竞争中是否具有优势地位,且这种优势地位的形成大多是累积性发展的结果。比如,虽然中国生产的不少产品在全世界广泛销售,但由于其并未形成优势地位,只是被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但同样的机械产品,德国生产则被赋予了严谨可靠的文化色彩;同样是电子产品,日本生产则被认为是创新先进的文化体现。究其原因,由于器物本身差异,制造者亦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产生的文化影响效力也相差极远。

  第三,硬实力为符号、概念、理论和文化的创造提供条件。毫无疑问,软实力最终表现为符号、概念、理论和文化体系,但需要硬实力作为支撑,在物质基础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前提下,遑论文化软实力的打造。这种支撑不仅是因为文化创造本身就是生产过程,而且是因为作为非物质性文化的创造有赖物质基础提供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P1002)

  简而言之,物质基础决定上层配资查询 。回顾中国和世界各国历史,但凡产生过广泛文化影响的朝代都是物质极为丰裕时期。文化的创造创新需要物质基础提供的条件并以物质为支撑,即使面对业已形成的文化优势地位,没有硬实力的支撑,也难以维系持续广泛的影响力。

  硬实力不会自发转化为软实力,这也正是当下积极推进话语体系构建和话语权提升的意义所在。将话语权视为一种软实力,那么与其他权力类型相比,则有着不同的特征和生成运作逻辑。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提出了权力的四种基本类型[3],其中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是集中性权力(centralized power),而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分散性权力(decentralized power)。如果按照这个框架,那么文化软实力无疑属于意识形态权力。作为集中性权力的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输赢强弱清晰可分,而具有分散性特征的文化权力则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去判别孰优孰劣、谁强谁弱,也更难保证自己所认为合理正当的文化价值在他人那里也是正确可信、被自觉认可的。

  更进一步,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作为文化构成要素的符号、概念、理论是否被别人所认同和服从,要复杂和漫长得多,也更需要一个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转化和锻造过程。这也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讲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所在。如葛兰西所讲的“文化霸权”那样,文化沉浸在日常生活中,是抓不住看不到的,以符号形式存在在于人的头脑当中,是没有办法摧毁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权力虽然依附于硬实力,但又是其他权力的合法性保证。当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和主导地位后,就需要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构建进行合法化。正如卢卡斯所提出的第三种面向的权力,这种作为支配的权力是配资公司 思想意识控制的权力,即通过塑造另一方的认知、偏好从而使其接受、相信或自愿服从现有的秩序状态[4](P16)。故此,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取得优势地位之后,不仅通过器物的输出,也同时通过文化价值的输出,以不断确立和巩固其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

作者简介

姓名:冯仕政 魏钦恭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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