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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县万佛堂虽然参照云冈石窟,但目的不同——北魏官员建石像群为孝文帝祈福
2020年06月08日 14:45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朱忠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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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县万佛堂虽然参照云冈石窟,但目的不同——北魏官员建石像群为孝文帝祈福

  记者 朱忠鹤

  核心提示

  在锦州义县县城西北9公里处的大凌河北岸,有一处矗立至今已逾1500年的石窟群,它就是万佛堂石窟。万佛堂,顾名思义,就是曾经拥有过万尊造像的庙堂。这处始建于北魏时期的古迹,是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北魏孝文帝祈福而建,给后人留下多份书法艺术、边疆民族研究等珍贵资料。

  车子驶离义县,一路奔向西北。沿着大凌河岸边行驶十几分钟,越过一座桥,再转一道弯,福山迎面而来。

  福山的确与“福”相关——距今1500余年的万佛堂石窟就凿刻在山南的峭壁之上,建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祈福。

  万佛堂是东北规模最大、建造时间最早的石窟群。它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同时期开凿,建造风格也一致。

  岁月、辽西风沙及大凌河水不断侵蚀着这些石窟造像。虽名为“万佛”,但实际上,目前的石刻造像仅剩430余尊,这一数字已不足当初完工时的3%。更令人忧心的是,山体开裂、雕像风化等由大自然带来的侵扰并未停止,“万佛堂”跟随着时间的脚步正在渐渐老去。

  营州刺史想为皇帝祈福

  在我们的认知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因改革而出名。

  在32岁的生命长度中,孝文帝动作频频,他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汉化;他力排众议,将北魏国都从山西大同迁到了河南洛阳。

  然而,就在南迁洛阳后的第三年,即公元496年,14岁的皇太子拓跋恂反对汉化,并在保守贵族的支持下开始反叛。恼羞成怒的孝文帝立即平叛,随后将皇太子贬为庶人。第二年,听说已成庶人的拓跋恂仍蠢蠢欲动,孝文帝痛下决心,处死了拓跋恂。

  这次造反风波涉及人数众多,远在800多公里之外、驻守在东北边疆的营州(今朝阳市)刺史拓跋元景险些受到牵连。有人向孝文帝诬告,说拓跋元景也参与了这次叛乱。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孝文帝明辨是非,没有听信谗言,依然重用拓跋元景,还加封他为“平东将军”。对此,拓跋元景心怀感激。

  营州位于北魏的东北端,北邻契丹,东接高句丽,西毗库莫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听说孝文帝身染沉疴,一心想要回报皇帝的拓跋元景想到了祈福这种方式。于是,他参照云冈石窟的风格,在辖域内也想修建一处可以每日祈福的石窟。几经选址,公元499年,就在义县(当时义县归属营州管辖)福山的南侧悬崖上,万佛堂石窟正式开工。这处石窟因承担了寺庙功能,所以被命名为“岫岩寺”。

  石窟内,一方名为《元景造像记》的石碑记录了建造的全过程,也记录了拓跋元景为孝文帝祈福的虔诚心愿。有学者曾提出,万佛堂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设计者与修建者为同一人,即北魏时期的高僧昙曜法师。不过,这一说法目前缺乏确凿证据,《元景造像记》中也未提及昙曜法师。

  1500多年后的今天,在石窟内漫步,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所营造出来的祈福氛围。石窟洞穴里的雕刻造像各有特色——有的在整面墙上布满密密麻麻、大小一致的佛像;有的在一个偌大石窟内,除主雕像外,还在墙壁和天棚上雕刻色彩斑斓、造型别致的飞天;有的石窟内,一圈造像依墙而立,但地面中间伫立着大型造像……既有面相丰满、身体健壮的,也有面目清秀、身体修长的,其造像风格与山西云冈石窟的风格完全一致。

  尽管拓跋元景虔诚祈福,但就在万佛堂石窟开凿的那一年,孝文帝走完了32年的人生之路,他将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拓跋恪,也就是后来的北魏宣武帝。

  虽然孝文帝并没有因为元景的祈福而延长寿命,但已经开工的义县万佛堂石窟却并未因此停工。福山之上,一个又一个石像被雕刻出来,完工时,一共雕塑各类大小佛像1.3万尊。

  韩贞造像丰富了石窟内容

  福山与大凌河,这一山一水,给予了万佛堂石窟最美丽的自然装扮。站在峭壁中间的栈道上,背靠石窟,面朝大凌河,望着滚滚河水,可以真切感受到孔子在说“逝者如斯夫”这句话时的喟叹与感慨。

  北魏,这个最终结束了“五胡乱华”,让北方重新统一、开启了“北朝”历史的王朝,一共存在了148年。就在北魏第八位皇帝宣武帝登基后不久,公元502年,万佛堂石窟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建造者,他的名字叫韩贞。

  与拓跋元景不同,韩贞开凿石窟的费用全部来自私产及自筹资金。石窟内残存的《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记载了韩贞造像的具体时间与原因。

  韩贞是义县人,为当地昌黎望族。韩贞在史书中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从《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中可知,他在北魏时期任有官职,并到过契丹部落。为了祈福,他和多人一起在原有的石窟东侧,又开凿了7窟、共计3000多尊造像。至此,万佛堂石窟的造像总计达1.6万尊,万佛堂的名字据此而来。

  有学者表示,《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这方石碑虽字数不是很多,但为研究医巫闾山地区的民族史、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虽然《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中标注出了“契丹”字样,但此时的契丹还只是以部落形式存在,8个部落并没有形成统一联盟。他们在向北魏朝贡时,分别以各部为单位各自行动。400多年后,契丹部落内一个叫耶律阿保机的男人创建了奴隶制国家政权,国号契丹。之后,这个政权的国号反复在“契丹”与“辽”之间切换。

  时间的改造力量不可小觑。万佛堂石窟所在的福山山脚下,原本是一整块平地,上面建有明、清时期的寺院,但随着大凌河改道,这些配资查询 全被河水吞噬,深埋在河床之下。石窟也在日益老去,由于石窟所在的岩体材质本身存在缺陷,加之身处山南,常年风吹日晒,造像损毁严重。

  仅以东区五号窟,也就是刻有《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的洞窟为例,窟内造像全毁,仅见东壁佛龛和窟顶莲花宝盖残痕。

  石窟内的两块石碑堪称国宝

  1500年前的拓跋元景和韩贞可能不会想到,他们留下的这两方石碑成为文化瑰宝。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对北朝文字刻石的一种通称。其中,以北魏时期为最佳。魏碑一般分为造像题记、摩崖刻石、碑刻和墓志四种形式。南北朝时期,不同的地理风貌、人文气象导致了南、北这两个区域书法风格的不同。魏碑因浸润着北方的豪迈气息而朴厚灵动。作为一种过渡性书法体系,它继承了汉代隶书的特点,又为后面的唐朝楷书做了示范。

  “这两块保留在万佛堂的魏碑作品,无论是从其史料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看,都是非常难得的千年遗珍,堪称国宝。”就《元景造像记》和《慰喻契丹史韩贞等造窟题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国内众多文化大家则从艺术层面赞誉这两块魏碑,称其为“元魏诸碑之极品”。当代书法家康殷在1987年出版的《元景造像记》(临摹本)序中则表示:“它有着极特殊而高超的书法价值。”

  后世没有停止过对万佛堂石窟的修补维护。唐、明、清等朝代均对石窟进行了补刻。在完善造像的同时,每一个朝代的工匠也都在石窟中留下了各自所处时代的艺术印记。

  万佛堂石窟创建者拓跋元景也在福山上留下了印记。

  那是在很多年前,在对万佛堂石窟前的大凌河清淤时,工人在河道里挖出了一尊铸铁半身人像。有人说,此人就是北魏营州刺史拓跋元景。对这一说法,尽管有学者质疑,但民间却深信不疑。

  拓跋元景半身像如今紧邻石窟摆放,这位石窟开创者最终与自己建的石窟日夜相伴,朝夕相守。如果追问什么是最好的归宿,也许这就是吧。

  (资料及采访支持:《锦州春秋纪事》《魏书》《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考古报告》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义县文化旅游与股票论坛 媒体服务中心主任王飞。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朱忠鹤摄)

  记者手记

  SHOUJI

  讲好历史

  朱忠鹤

  对于年代久远的遗迹和文物,我一直心存敬畏,就像我曾经在其他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因为时间有重量,因为古人很智慧,所以面对它们,我不敢心存傲慢。正因为有着如此心态,我对文物的来龙去脉及其附着在上面的历史事件炒股配资 获取就变得有点儿挑剔了——我既希望介绍说明能更丰富、全面,但同时又不希望为了炒股配资 “增肥”而掺杂进一些真真假假的内容。

  文物也好,遗迹也罢,虽然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但它们却不会主动发声变成直接面对受众的讲述者。这时,就需要一个媒介来“翻译”,将文物语言翻译成人类语言。这个媒介可能是学者,可能是历史爱好者,也可能是某个文博单位的讲解员。

  这个翻译工作着实不好干。就像我在文章开头所讲,很多像我这样“矫情”的受众既要求全面生动,又要求准确权威,虽说这二者并不矛盾,但这背后需要这名“翻译”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地埋头钻研,有时候可能真得有一种“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换来二者平衡,让受众满意。

  这名“翻译”的工作又十分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物本身。如果受众遇到了一名称职的“翻译”,在面对文物时,大家可能会立即进入一种禅意状态——最初“看山是山”,之后“看山不是山”,最终“看山亦是山”。这种感觉,想想都美妙,会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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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忠鹤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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